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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王巨开始写奏章，将王安礼所说的写了进去，但王巨补了一句，肯定与吕公著无关。为什么与吕公著无关，相信赵顼虽然多疑，虽然异论相搅，但智商不低，只要王巨写了，赵顼便懂了。
不过王巨在后面随着写了两段话，虽然我知道必然与吕公著无关，但为什么王安礼要刻意提醒我姚畚是吕公著的门生，还有，家人因病在成都逗留了几天，却听到成都这条传言，臣杀人乃是这些人想要谋害臣，与那说唱本无关哪，即便是那个说唱先生与钱押司，臣也交还给了姚畚，但为什么成都城会有这条传言？臣想不明白想不明白……
“官人，这个王安礼好象那郑侠哎。”
“不是，王安礼对我产生排斥有很多原因，比如我的性格，出身，年龄……但主要的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在军事与经济上，我朝一统中原后，对辽对夏战争有胜有负，然因为缺马，败则大败，胜则不能大胜，又因为募兵制度，每一战成本极其高昂，就象我在庆州那一战，就是大捷了，那一战花费也十分地惊人，也确实在当时加重了陕西百姓的负担。这是胜利了，象庆历初那几年的战役，其实两国伤亡比也有二比一吧。”
庆历三大败役，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川口宋军伤亡只有几千人，对于若大的国家来说并不算多，惨重的乃是后面两场大型战役，特别是定川砦，但定川砦七万宋军并不是全军覆没了，还有不少人逃了出来。
反观西夏，伤亡率最少的乃是定川砦。但在三川口与好水川，西夏伤亡人数并不比宋军少，况且府麟路战场几大战役，西夏伤亡惨重。
真实地说，两国那几年战争下来，宋军虽然败多胜少。但伤亡比绝不会超过二比一。
以两国的经济与军队、人口数量，只要继续火拼下去，不用四年，西夏不用打自己儿就完了。
可问题是宋军用兵成本太高了，几年火拼后，西夏民不聊生，宋朝经济也吃不消了，以至前面两国和盟，京西路与关中仅因为一场旱灾。便产生了数起农民起义。
然后宋仁宗自此消沉……
还有，辽国遵守了盟誓，虽然勒索了两次，可没有真正出兵，顶多是边境有一些小型打草谷行为。不提澶渊之盟对错，可正是因为这一点，也造成了宋朝士大夫对买安产生了更大的幻想。
所以许多大臣以为忍一忍，让一让。就能避免战争发生。
那么为何还好战呢？
就象王巨发起的庆州之战，仅是这次战役的花费。便能支付西夏七八十年的岁赐了。
有一些人，如范仲淹所说一州府之收入，便能买到两国之安，这也不是虚言，辽国的五十万，西夏的二十几万。换成缗钱，是一百多万缗钱。
但在宋朝收入超过一百多万缗钱的州府不要太多，最少好几十个。
如果真能买到和平，就能避免战争发生。
不用战争，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支出。也不用养着那么多军队，那么国家再想办法避免其他的一些浮费，用得着兴师动众地变法？
就是有那个黑窟窿吧，如果边境和平了，仅是军费一项如果足够理智，一年就能节约两千多万贯，几年后，赤字就抹平了。
这才有了范纯仁与赵顼的对话，赵顼问范纯仁陕西城防器甲如何，范纯仁说初具，初具即可。
何止是范纯仁，这个想法在如今宋朝士大夫中占据着主流，包括王安礼。
但是否正确呢？
且看清朝是如何忍让的，最后有没有买到和平？
不要说后面的朝代，再看南唐如何对宋朝忍让的，有没有换回和平？
如果不是边境的战斗，不用等女真人崛起，宋朝就亡国了。
这是王安礼对王巨，甚至对他兄弟王安石产生排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则是害死人的尊尊，王安石变法，王巨多次呼唤祖宗家法齐人，苗头都隐隐地都对着豪强。
但士大夫则是利益即得者，再加上古今以来形成的尊卑有序，如何不排斥之？
“那与郑侠有何区别？”
“郑侠非是反对打击豪强兼并，也非是反对强国强军，他反对的是变法对普通百姓产生的伤害。也就是说，郑侠慈怜的是贫困百姓。当然，他智力跟不上，被人利用了，那场大旱灾，就是没有变法，还不是饿殍遍野？甚至说没有变法，说不定国家因为财政紧张，又象官家即位之初那样，拨不出钱粮赈济灾民。如果是这样，指不准就会有许多饥民暴乱了。是不错，有一些饥民确实是因为变法后，各个胥吏敛财导致的，可终是局部。郑侠将这个局部看成了整体。”
“官人是说郑侠虽然思考错误，可心地确实不错的……？”
“中的，王安礼恰恰相反，他想的是尊尊，想的是士大夫与权贵的利益，两人虽是反对变法，可立场正好相反。智慧上，王安礼也比郑侠更高超，更受主体权贵的欢迎。”
当然，这种想法事实是更加错误。
若是按照宋仁宗后期局面发展下去，宋朝就会象明朝那样两头小，中间大，国家经济紧张，平民百姓穷困，豪强们则是超级富裕。
那么没有外部入侵，宋朝也不会长久。
其实也不用说明朝了，前朝还不是一样有例可鉴，如东汉，岂止是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张角起义为何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个豪强兼并，百姓活不下去了！
但有几个士大夫会想得那么长远？
只要我今生富贵就行了，那管得了我死后洪水滔天？
“彻底的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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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王巨开始写奏章，将王安礼所说的写了进去，但王巨补了一句，肯定与吕公著无关。为什么与吕公著无关，相信赵顼虽然多疑，虽然异论相搅，但智商不低，只要王巨写了，赵顼便懂了。
不过王巨在后面随着写了两段话，虽然我知道必然与吕公著无关，但为什么王安礼要刻意提醒我姚畚是吕公著的门生，还有，家人因病在成都逗留了几天，却听到成都这条传言，臣杀人乃是这些人想要谋害臣，与那说唱本无关哪，即便是那个说唱先生与钱押司，臣也交还给了姚畚，但为什么成都城会有这条传言？臣想不明白想不明白……
“官人，这个王安礼好象那郑侠哎。”
“不是，王安礼对我产生排斥有很多原因，比如我的性格，出身，年龄……但主要的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在军事与经济上，我朝一统中原后，对辽对夏战争有胜有负，然因为缺马，败则大败，胜则不能大胜，又因为募兵制度，每一战成本极其高昂，就象我在庆州那一战，就是大捷了，那一战花费也十分地惊人，也确实在当时加重了陕西百姓的负担。这是胜利了，象庆历初那几年的战役，其实两国伤亡比也有二比一吧。”
庆历三大败役，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川口宋军伤亡只有几千人，对于若大的国家来说并不算多，惨重的乃是后面两场大型战役，特别是定川砦，但定川砦七万宋军并不是全军覆没了，还有不少人逃了出来。
反观西夏，伤亡率最少的乃是定川砦。但在三川口与好水川，西夏伤亡人数并不比宋军少，况且府麟路战场几大战役，西夏伤亡惨重。
真实地说，两国那几年战争下来，宋军虽然败多胜少。但伤亡比绝不会超过二比一。
以两国的经济与军队、人口数量，只要继续火拼下去，不用四年，西夏不用打自己儿就完了。
可问题是宋军用兵成本太高了，几年火拼后，西夏民不聊生，宋朝经济也吃不消了，以至前面两国和盟，京西路与关中仅因为一场旱灾。便产生了数起农民起义。
然后宋仁宗自此消沉……
还有，辽国遵守了盟誓，虽然勒索了两次，可没有真正出兵，顶多是边境有一些小型打草谷行为。不提澶渊之盟对错，可正是因为这一点，也造成了宋朝士大夫对买安产生了更大的幻想。
所以许多大臣以为忍一忍，让一让。就能避免战争发生。
那么为何还好战呢？
就象王巨发起的庆州之战，仅是这次战役的花费。便能支付西夏七八十年的岁赐了。
有一些人，如范仲淹所说一州府之收入，便能买到两国之安，这也不是虚言，辽国的五十万，西夏的二十几万。换成缗钱，是一百多万缗钱。
但在宋朝收入超过一百多万缗钱的州府不要太多，最少好几十个。
如果真能买到和平，就能避免战争发生。
不用战争，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支出。也不用养着那么多军队，那么国家再想办法避免其他的一些浮费，用得着兴师动众地变法？
就是有那个黑窟窿吧，如果边境和平了，仅是军费一项如果足够理智，一年就能节约两千多万贯，几年后，赤字就抹平了。
这才有了范纯仁与赵顼的对话，赵顼问范纯仁陕西城防器甲如何，范纯仁说初具，初具即可。
何止是范纯仁，这个想法在如今宋朝士大夫中占据着主流，包括王安礼。
但是否正确呢？
且看清朝是如何忍让的，最后有没有买到和平？
不要说后面的朝代，再看南唐如何对宋朝忍让的，有没有换回和平？
如果不是边境的战斗，不用等女真人崛起，宋朝就亡国了。
这是王安礼对王巨，甚至对他兄弟王安石产生排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则是害死人的尊尊，王安石变法，王巨多次呼唤祖宗家法齐人，苗头都隐隐地都对着豪强。
但士大夫则是利益即得者，再加上古今以来形成的尊卑有序，如何不排斥之？
“那与郑侠有何区别？”
“郑侠非是反对打击豪强兼并，也非是反对强国强军，他反对的是变法对普通百姓产生的伤害。也就是说，郑侠慈怜的是贫困百姓。当然，他智力跟不上，被人利用了，那场大旱灾，就是没有变法，还不是饿殍遍野？甚至说没有变法，说不定国家因为财政紧张，又象官家即位之初那样，拨不出钱粮赈济灾民。如果是这样，指不准就会有许多饥民暴乱了。是不错，有一些饥民确实是因为变法后，各个胥吏敛财导致的，可终是局部。郑侠将这个局部看成了整体。”
“官人是说郑侠虽然思考错误，可心地确实不错的……？”
“中的，王安礼恰恰相反，他想的是尊尊，想的是士大夫与权贵的利益，两人虽是反对变法，可立场正好相反。智慧上，王安礼也比郑侠更高超，更受主体权贵的欢迎。”
当然，这种想法事实是更加错误。
若是按照宋仁宗后期局面发展下去，宋朝就会象明朝那样两头小，中间大，国家经济紧张，平民百姓穷困，豪强们则是超级富裕。
那么没有外部入侵，宋朝也不会长久。
其实也不用说明朝了，前朝还不是一样有例可鉴，如东汉，岂止是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张角起义为何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个豪强兼并，百姓活不下去了！
但有几个士大夫会想得那么长远？
只要我今生富贵就行了，那管得了我死后洪水滔天？
“彻底的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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