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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时就会想到一种或几种上面所谈到的方法，但是科学管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
这么一段有些否定之否定风格化的论述让韦泽印象深刻，他自然也拿来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劳动就存在矛盾。
“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待工作、同伴和企业所有方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同样，企业所有方本身也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到底这个企业是一种国有的生产资料，是通过劳动完成自己价值的场所，还是一种简单用来增加自己资产的工具。没有双方的这种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
理论性的东西就这么在会场上飞来飞去，韦泽倒是能听明白，很明显不少与会者没明白，或者明白了之后也不认同。
不管怎么样，制度就是制度，政策就是政策。凡是不服从制度，不执行政策的就得从体制里面清理出去。工业部部长做了个发言，“为了扭转工人同志对于脑力工作的偏见和误解，我们最近考虑在国有企业里面实施能够让工人同志提高认识水平的尝试。还有公开分配制度模式的尝试。”
这话说的挺勉强的，不怪工业部长有这种心情。高高在上的执掌者必须弯下腰向那些不懂这些上层殚精竭智才弄出内容向基层工人讲述，这给人的感觉未免怪怪的。甚至会生出“谁才是老大”的质疑。
不过工业部和其他部委这次都没有提出疑问，十几年来优秀工人对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有精干的班子和职工队伍，企业的水平就能大大提高。没有这种职工队伍，企业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尝试中，制度讲的越透，工人懂得越多，只要能够清除那些反体制的害群之马，工人就会秉持着“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态度完成应该的工作。
当然，在这种明确的制度下，那些以提高自己能力为目的的工人也能脱颖而出，成为技术骨干，走上领导岗位。公开讨论，把内在的管理原则和各个岗位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向工人讲清楚之后，封建制度那种山头主义在国有企业里面被极大削弱。那些率先采取了这些模式的工厂都有不错的效果。虽然上层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可他们也不敢对抗韦泽主席和政治局确定的政策。
看韦泽一言不发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缺乏这种会议主持经验的汪海洋心里面就感觉惴惴不安起来。汪海洋自己也有记录的习惯，和大部分领导人员的习惯差不多，记录中一部分是别人谈的重点方向或者重点数据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对其他人的看法。认同那些方面的东西，不认同哪些方面的东西。这远比具体工作更重要。以民朝的系统，汪海洋可以在事后拿到那些报告书，还有会议后整理出来的书记员记录的会议记录内容。但是那种一瞬间的对人的判断稍纵即逝，用笔记录下来比什么都可靠。
现在都督那种隔一段时间就写几笔的方式怎么看怎么像是对个人的评价，一旦让都督给某人定个属性，这人的命运大概也就被确定了。而且被定性不仅是这帮部委人员，汪海洋本人也是被观察被定性的对象，这由不得汪海洋不紧张。
和汪海洋想的差不多，韦泽的确在记录对应的内容，不过这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要为党委会议的党课学习做准备。思想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党会上有提问过程，韦泽若是不能提前有所准备，面对一个个问题，特别是那些提问者们有意无意提出的“存在预设前提”的内容，韦泽总不能态度严厉的告诉那帮人，“别给我预设前提”。
该回答的东西总得回答，如果能通过党会提高同志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至少是在认识问题的方式上能够有共识，带来的收益将是极为重大的。
国务院的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汪海洋也终于有时间来处理一些针对性的工作。和韦泽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汪海洋对韦泽说道：“都督，最近湖北省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我也向湖北提出了建议，但是湖北省明显没有答应。”
韦泽听了这个情况，回想了一下上次和周正雄见面时候周正雄表现出来的那种破釜沉舟的心境，他倒是完全能够理解发生这种事情的缘由。韦泽当时就认为，想强行扭转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容易实现的，不过强行管制却不是不能实现。
贸易保护主义一搞，对其他省份的货物进入湖北进行阻挠，至少表面上能够看到些意思。但是这做法的成效会如何，韦泽一点都不看好周正雄。除非周正雄能让湖北省人民相信，外省的优质产品从此永远进不了湖北，否则贸易保护的作用可不是周正雄可以想象的。
只是哼了一声，韦泽却没有再说什么。
这个词时就会想到一种或几种上面所谈到的方法，但是科学管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
这么一段有些否定之否定风格化的论述让韦泽印象深刻，他自然也拿来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劳动就存在矛盾。
“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待工作、同伴和企业所有方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同样，企业所有方本身也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到底这个企业是一种国有的生产资料，是通过劳动完成自己价值的场所，还是一种简单用来增加自己资产的工具。没有双方的这种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
理论性的东西就这么在会场上飞来飞去，韦泽倒是能听明白，很明显不少与会者没明白，或者明白了之后也不认同。
不管怎么样，制度就是制度，政策就是政策。凡是不服从制度，不执行政策的就得从体制里面清理出去。工业部部长做了个发言，“为了扭转工人同志对于脑力工作的偏见和误解，我们最近考虑在国有企业里面实施能够让工人同志提高认识水平的尝试。还有公开分配制度模式的尝试。”
这话说的挺勉强的，不怪工业部长有这种心情。高高在上的执掌者必须弯下腰向那些不懂这些上层殚精竭智才弄出内容向基层工人讲述，这给人的感觉未免怪怪的。甚至会生出“谁才是老大”的质疑。
不过工业部和其他部委这次都没有提出疑问，十几年来优秀工人对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有精干的班子和职工队伍，企业的水平就能大大提高。没有这种职工队伍，企业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尝试中，制度讲的越透，工人懂得越多，只要能够清除那些反体制的害群之马，工人就会秉持着“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态度完成应该的工作。
当然，在这种明确的制度下，那些以提高自己能力为目的的工人也能脱颖而出，成为技术骨干，走上领导岗位。公开讨论，把内在的管理原则和各个岗位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向工人讲清楚之后，封建制度那种山头主义在国有企业里面被极大削弱。那些率先采取了这些模式的工厂都有不错的效果。虽然上层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可他们也不敢对抗韦泽主席和政治局确定的政策。
看韦泽一言不发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缺乏这种会议主持经验的汪海洋心里面就感觉惴惴不安起来。汪海洋自己也有记录的习惯，和大部分领导人员的习惯差不多，记录中一部分是别人谈的重点方向或者重点数据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对其他人的看法。认同那些方面的东西，不认同哪些方面的东西。这远比具体工作更重要。以民朝的系统，汪海洋可以在事后拿到那些报告书，还有会议后整理出来的书记员记录的会议记录内容。但是那种一瞬间的对人的判断稍纵即逝，用笔记录下来比什么都可靠。
现在都督那种隔一段时间就写几笔的方式怎么看怎么像是对个人的评价，一旦让都督给某人定个属性，这人的命运大概也就被确定了。而且被定性不仅是这帮部委人员，汪海洋本人也是被观察被定性的对象，这由不得汪海洋不紧张。
和汪海洋想的差不多，韦泽的确在记录对应的内容，不过这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要为党委会议的党课学习做准备。思想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党会上有提问过程，韦泽若是不能提前有所准备，面对一个个问题，特别是那些提问者们有意无意提出的“存在预设前提”的内容，韦泽总不能态度严厉的告诉那帮人，“别给我预设前提”。
该回答的东西总得回答，如果能通过党会提高同志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至少是在认识问题的方式上能够有共识，带来的收益将是极为重大的。
国务院的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汪海洋也终于有时间来处理一些针对性的工作。和韦泽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汪海洋对韦泽说道：“都督，最近湖北省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我也向湖北提出了建议，但是湖北省明显没有答应。”
韦泽听了这个情况，回想了一下上次和周正雄见面时候周正雄表现出来的那种破釜沉舟的心境，他倒是完全能够理解发生这种事情的缘由。韦泽当时就认为，想强行扭转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容易实现的，不过强行管制却不是不能实现。
贸易保护主义一搞，对其他省份的货物进入湖北进行阻挠，至少表面上能够看到些意思。但是这做法的成效会如何，韦泽一点都不看好周正雄。除非周正雄能让湖北省人民相信，外省的优质产品从此永远进不了湖北，否则贸易保护的作用可不是周正雄可以想象的。
只是哼了一声，韦泽却没有再说什么。